第一，针对美国的技术打压和市场封锁，策略性地营造更加有利于中国5G发展的国际竞争环境。一是针对美国CSIS报告提出的“美国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建5G安全的共同路径”、从而封锁和孤立中国5G企业的策略，抢先建立“国际5G安全联盟”和“全球5G安全实验室”，开展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信息安全评估，形成国际社会公认的信息安全标准，为华为、中兴等通信企业“走出去”扫除障碍。二是以《5G总规》出台为契机，宣示我国将弱化传统产业政策中的产业和领域选择等内容，转向强调5G产业部署、构建5G服务体系及提升中小微企业效率等他国更容易接受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向欧美日等企业开放5G市场、非歧视性政府采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可行措施，形成中国5G和全球共建共享、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开放形象和政策接口，树立新时代中国制度型开放的新标杆。

第二，在明确中国5G网络提速提质发展导向、理顺5G投融资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我国5G网络基础设施的中期和长期投资目标，带动上下游产业生态系统的完善。一是实施“网络先行”战略。相对于美国在底层技术的科技优势，中国5G的核心优势是基础设施规模优势和市场应用优势。因此，应提高5G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和质量，增强我国垂直应用孵化效果和产业生态的发育程度。二是建立工信部、国资委、发改委关于中国5G发展的部际协调机制，构建有利于促进中国5G基础设施科学投资和高质量发展的国资绩效考核体制和投融资体制，更好地体现5G网络的战略性和公益性。三是借鉴美国废除运营商网络中立(如批准ATT通过收购时代华纳而进入网络内容提供领域)的经验，试点国有运营商、民间资本共同投资进入智能制造、电力、交通、医疗等5G应用前景相对明朗的垂直领域，开拓运营商新的盈利增长点，提升其5G投资动力和能力[6]。四是在《5G总规》中明确中国5G基础设施投资和部分应用领域的投资规模目标和投资里程碑，形成中国构建5G强国的预期、承诺和信心。

第三，加快中国5G的商业测试和应用场景培育，形成5G对下游应用的“效率提升效应”和“赚钱效应”，从而将5G投资和应用由“概念”、“愿景”转化为市场内生动力。除了试点运营商进入垂直领域，一是鼓励中央企业、BAT等互联网企业以及华为、海尔等技术领先的制造业企业加快5G应用，集中全国各个环节的5G创新主体和力量，在中国有竞争优势的领域和战略必争领域(如车联网、智能制造、智能终端、智能电网、智慧医疗等域)开展应用示范工程[7]。二是依托冬奥会、第二届进博会等重大活动，加大对5G商业应用的政府采购力度，带动技术攻关，树立中国5G商用引领的国际形象。三是鼓励运营商、5G应用企业对接地方中小企业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提升中小企业的运营效率和产品开发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