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着力完善现代制造业创新体系

一是加快促进产业政策向创新政策转型，将政策资源配置的指向由特定的产业逐渐转向技术创新。目前我国产业政策的基本指向仍然是产业或产业领域，如“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十大重点产业领域。而反观美、日、德等国家的产业政策，其税收、财政等结构性措施，都是指向这些产业或领域特定的技术研发环节。产业政策与产业挂钩还是与这些产业的技术创新挂钩，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如果是与产业挂钩，就会诱导企业扩大生产性的投资，而这也正是近年来我国光伏甚至工业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

二是在政策设计时根据不同的政策工具的优缺点进行灵活组合。目前我国的产业政策存在过度依赖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的问题。而事实上，每一项政策工具都有其优势和局限。例如，税收优惠可以降低政府对企业创新活动的信息要求，但税收优惠通常是与企业的研发支出挂钩，所以税收优惠会激励企业更多地把资源投向可测度的研发支出方面，而不能保证企业的创新效果和研发效率;财政补贴可以解决税收优惠的激励扭曲问题，但补贴对政府的创新识别能力和企业的道德风险都有很高的要求;市场化程度更高的产业基金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但由于参与产业基金的私人资本要求最高的投资回报，因此产业基金不能有效促进投资周期长、投资风险大的通用技术和共性技术投资。基于此，合理的产业政策体系一定是一个能够有效发挥不同政策工具互补性的政策组合。

三是加快部署与战略性前沿技术、通用技术和共性技术的技术经济要求相适应的科技设施和机构。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日益完备和技术水平向国际前沿的逼近，旨在促进产业发展的公共政策资源应当更多地配置到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而不是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创新驱动导向的公共服务体系主要包括科技基础设施、共性技术研发服务和技术扩散服务三个组成部分。其中，构成科技基础设施核心的国家实验室，其主要功能是围绕国家重大科技和产业发展使命，依靠跨学科、大协作和高强度资金支持开展战略性研究。共性技术由于既不属于典型的科学，也不属于典型的技术，因此常常成为科学向技术转化的“死亡之谷”，共性技术服务机构的功能正是解决竞争前技术，即共性技术的供给不足问题。如果说国家实验室和共性技术研发机构的主要作用是向产业提供战略性技术和共性技术，技术扩散服务体系的作用则主要是促进已经形成的先进适用技术(主要是工艺技术)向广大企业的扩散和应用(贺俊，2017)[5]。

四是努力弥补我国在公共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存在的不足。这方面不足主要表现在科技服务体系的特定主体和功能缺失。例如，目前我国的国家实验室主要依托于高校，国家实验室缺乏相对独立的组织结构和人员，这使得国家实验室实际上成为高校学科建设的平台，任务导向型、战略性的前沿技术研究主体在中国的创新体系中名存实无。在共性技术研发方面，2002年前后开始实施的科研院所改制使得中国国家层面的共性技术研发机构从有到无。因此，“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建设一批制造业创新中心，应能够采用兼顾公益性和效率性的治理体系，切实发挥共性技术研发和供给的功能。除了提供战略性前沿技术和共性技术的服务外，公共服务体系还应当承担促进技术扩散的功能。而后者恰恰是我国产业创新体系的空白，也是近年来我国工业生产效率出现下降的重要原因。建议通过建设“制造业创新网络”、进行中小企业技术咨询师和管理顾问认证等做法，为中小企业提供质量管理、现场管理、流程优化等方面的咨询与培训，从生产工艺而不是生产装备的层面切实提高我国的生产制造水平和效率。

(三)加快制定出台我国的《5G总体规划》

2014年以来，我国先后发布了《5G愿景与需求白皮书》《5G概念》《5G无线技术架构》《5G网络技术架构》等文本，这些政策性文本为牵引我国5G技术领先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与新时期我国5G发展的要求相比，这些政策性文本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政策内容不能反映最新的国际竞争形势;二是这些政策性文本或是概念性框架，或是具体的技术规范，就如何部署5G基础设施投资、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加快5G商用步伐”等关键内容尚缺乏明确的、可操作的指导。制定出台《中国促进5G发展总体规划》，加快把我国的5G技术竞争力转化为网络强国竞争力，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建议我国《5G总规》的战略要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文章来源：《新型工业化》 网址: http://www.xxgyhzz.cn/zonghexinwen/2020/1109/645.html